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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我要为祖国做贡献

时间:2024-07-01 09:24点击:152

‌我要为祖国做贡献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我今年已经84岁了。回望过去,真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但是,不管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我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条:为祖国努力做贡献!

  2017年11月,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看中国人才强国》第二辑,书中第146、147页刊有王珍的署名文章,标题是“记条件哲学的创立者陈建国”。但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想着要搞哲学的。

  一、 我是红色特工后代

  我原名侯显林,1940年9月出生,河南省荥阳市翟寨村人。生父侯志辉是八路军嵩山军区敌工干事,1945年春天在执行策反任务时壮烈牺牲,为抗日烈士。养父陈瑞先原名秦启周,系红军干部(副团长)。1940年1月至1949年6月,在延安党中央社会部当了9年多特别交通科科长,负责安排地下党员们,赴延安与党中央社会部领导之间的联络工作。他是电视剧《潜伏》中“秦科长”的原型,所以说,我是一个典型的“红色特工后代”。

  我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是从小建立的。1945年春,与我生父侯志辉被害同时,我和妈妈也被关押在敌伪监狱中。后来是地下党党员柳套、李发运等同志,在敌工科长张治平叔叔统一指挥下,用巧妙计策将我们母子二人救出。他们是在执行八路军县政府冯国彦县长的命令。我妈妈改嫁给老红军干部陈瑞先,也是党组织的安排。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我和妈妈早就没命了!所以,我立志为祖国做贡献最初就是出于报恩思想。

  妈妈出监狱后赴中原大学学习,然后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初,她在江西南昌与养父陈瑞先结婚后,他们就委托解放军干部将我从河南接来,送到江西南昌,进了江西省八一保育院,成为毛远新等众多“红色后代”的同学。

  二、 地质工作者的“野心”

  1958年“大跃进”,是存在不少脱离实际的问题。但对铁矿资源的需求,确实推动了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我就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进入南京大学学习地质学的。学习五年,我心里想的就是怎样为祖国找到大矿?这成了我的“野心”,也就是地质工作者的野外之心。

  找到大矿的愿望很好,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集体事业,我所做的,往往只是填图、采样、化验等具体工作。真要找到矿,技术负责人的指导思想符合实际,才是关键。我1963年毕业,在内蒙参加野外工作。直到1972年,才领着一个连自己总共11个人的普查组,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小营子,找到一处大型铅锌矿。这是根据我们的普查报告,由勘探队在1973年钻探证实并确定的。

  我的普查组长职务,在文革当中因挨整而被撤销。1969年底,昭乌达盟军工宣队进驻我所在的地质队“落实政策”,给我平反以后恢复组长职务。上级认定:革委会领导犯了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野外工作提出的要求“有求必应”,普查组由我统一指挥,上什么物探、化探、槽探手段都是我说了算。图件和文字报告由我一个人做,所以说认定我是这个大矿的主要发现人,完全符合实际。

  三、宣传工作的难与不难

  在史无前例的时代,我的父母都挨整了。父亲退休后住在九江,被“中央专案组”说成是“陶铸一伙”,于1968年10月抓进监狱,至1969年1月19日即受迫害致死。母亲在工作单位被当作特务对待,也受尽迫害。经过我反复上诉,到中央接待站反映情况,到爸爸的老领导、老战友家反映情况,估计中央是知道他们被冤枉了。经组织批准,1973年春我调动工作到了江西省地质局以后,根据局党组安排,让我改行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认为由业务内行搞宣传,效果更好。

  系统学习政治、哲学、历史等,我从地质技术人员变成宣传干部。经过12年的理论宣传和学习,我感到传统哲学对于条件问题虽然很重视,却没有列入“哲学基本概念”,这造成很多认识误区。其中最大的错误是认为: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果从1973年春算起,到1985年春我调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专业从事宣传工作达12年之久,比野外地质工作时间还要长两年!

  说宣传工作不难,是因为每次下达任务,上级都有明确指示和要求。我按要求办,只要口齿清楚,说话有吸引力就行了。反正我在大学时负责过系文工团,也当过班长,4年时间能说会道也算是练出来了。

  但是,1974年初,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让我宣讲杨荣国的儒法斗争历史观点,这就真把我给难住了:不讲吧,这是上级要求;讲吧,就是放毒!如果我们党和国家,真按杨荣国说的办,这个党和国家就彻底完了!这样的宣传工作还真难做!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我想着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豁出去了!我就在原有材料讲完以后,特意加上几千字“法家的欺骗性”,把所谓法家,是如何欺骗劳动人民,帮助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道理讲清楚。我这种批判法家的讲法,是在九零九地质大队讲的,让大队宣传科黄科长为我担心了好些时间!文革结束以后,我随着省地质局领导去该大队搞调查,发现大队有个技术员在“文革”中直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上面下文追查这种“现行反革命行为”。队党委在翁盛林书记主持下,经慎重讨论决定:不承认这个材料是他写的,说有人冒充他,因为地质技术人员的名字附近社员都知道,就这样硬挺过去。我在九零九队讲法家的坏话,真是幸运哪!

  四、条件问题为什么引起我高度重视

  宣传工作多是照本宣科,很难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要求调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就是为了改善我的研究条件,好深入研究重大问题,为祖国做贡献。

  1985年春,我刚到院里就奉命跟一位副院长和几位所长到赣南搞所谓“智力扶贫”,就是为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搞咨询。赣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因为我懂地质,领导们就把我这唯一的基层研究人员带上了。

  这次调研,把条件问题的重要性突出地摆在了我的面前:赣南地区是革命老区,人民勤劳勇敢,地下资源丰富,为什么还会这么穷呢?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外来投资者不愿投资,人才也难留下,用《条件哲学》专业术语讲,就是条件组合不利!所谓“马太效应”又加剧这一趋势:南部的广东,东部的福建,北部的吉安,甚至西部的湖南都比赣南条件好得多!任何投资者都要讲究效益,人才向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流动,这是很客观的呀!调查组成员都是领导,矿区问题专业性强,所以只有让我这个非领导执笔写调研报告了。

  在这个调查材料的基础上,我写出一本专著《条件分析引论》,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另一方面是物理学: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完全一致,为什么人们非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并且杜撰出所谓的“爱因斯坦革命”呢?我和吕家鸿教授研究的结果是:错误的科普宣传,造成所谓“牛爱对立”的荒唐结果。最根本的一点是:牛顿力的定义不是F = ma;而是F = dmv/dt。中学教科书中说,力是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完全错误!牛顿的本意是:力是动量对时间的改变量。同时我也意识到:狭义相对论对哲学的启示就是:“观测条件决定观测结果”。

  当然,马赫先生修改牛顿力的定义,是因为中学生不懂微积分,似乎情有可原。但是乔治•伽莫夫对于相对论所做的科普宣传,完全是胡说八道,问题严重!科普的错误造成物理学甚至哲学的失误,哲学书上对牛顿“形而上学”的批评毫无道理,因为作者根本不懂牛顿力学!牛顿辩证法体现在他的力学理论的方方面面。请设想一下:如果牛顿真的是满脑子形而上学,他怎么可能在力学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

  哲学要正确,以正确的数理化知识为基础,这是前提条件!我的《时间-空间飞船:相对论的哲学问题》在上世纪末出版(地质出版社),为条件哲学问世打下了另一方面的基础。这部书在哲学界毫无反应在我的意料之中,而物理学界对其重视程度令我吃惊:2003年在西安召开的国际物理学创新会议,在我不知道消息的情况下,突然打电话叫我去西安开会。我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机缘巧合,结识了俄罗斯物理学家苏霍鲁科夫,得到他的一部专著《没有悖论的现实物理世界》。经两年翻译以后,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引起世界轰动。书中说,用光进行测量都是用平面光。可是世界上那有平面光啊?有的全是球面光,一切用光测量的公式都必须经过校正以后才能使用。由此推导出一系列结论。他在物理学界的地位因为世界华人物理学家的广泛推荐,而“一步登天”。他出于对我的感激,邀请我参加2006年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科学大会,因为会议主席要求他在大会上作报告。这应该是我对中俄科学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五、矿山环境问题调查

  赣南考察还遇到了另一项条件问题:矿山开采为什么对环境造成破坏?怎样才能处理好矿山环境问题?对此,我先后两次申报国家级研究课题。第一次是使用国外(加拿大)资金资助,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牵头主持。我以江西全省矿业为考察对象。在此成果基础上,我又申报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对全国矿山环境问题进行考察。报告提出关停破坏环境的小煤窑,以及将有条件的矿山办成工、农、建材、制造业等综合性企业等建议,得到相关部门大力支持。此项任务完成较为圆满,我懂地质是个重要条件。但是,决不能只从矿山地质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必须从大区域经济和社会全局发展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和处理问题。

  由于党中央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矿业环境调查同时也促进了我对其它环境问题的思考。例如,我利用地质知识,坚决阻止了有人打算在湖口筑坝,把整个鄱阳湖封闭起来的错误计划的实施。

  六、条件哲学问世

  经过多方面长期准备,我终于在2009年出版了专著《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江西人民出版社)这本专著的基本观点是:一切真理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一些高度抽象的道理,可能不讲条件,但抽象本身就是它们成立的条件。一旦具体化,它就可能不是真理了。所以,真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说,武松打虎是英雄,今天谁再随便打死老虎就犯法了!由此推论:对于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都要了解它们之所以成立的条件是什么?不要当作教条看待。还要学会如何分清楚基本原理和策略思想,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说,条件哲学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在申报课题的时候,我和科研处某同志的讨论很有意思:

  “陈老师,你这样讲是不是怀疑马克思主义呀?可不要犯错误哟!”

  “怎么会呢?我也是共产党员哪!”

  “水一百度开,难道不是真理吗?你能怀疑吗?”

  “谢谢你了,你又给我增加一个例子。水在我们这儿一百度开。到了西藏高员,空气稀薄的地方,八十多度就开了!条件变了规律就变了嘛!”

  他高兴地说:“我支持你申报!”

  能推出这样一个课题,也要先解决两个条件问题:一是提出正确的哲学观,二是求解杂合方程的数学手段。

  过去的哲学观有两种,一是总结论——哲学是对科学的总结和结晶。现在这是“科学学”这个学科在做的事情。说哲学观点的来源是科学,还是可以的,但这不能作为哲学观。二是世界观论——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科学。这也不对,自然世界观属于宇宙学,而社会世界观是全球政治要研究的事。条件哲学的哲学观是: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不经过实证你就相信,这是为什么?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这是一切哲学派别产生分歧的焦点。

  如果承认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都是无限的,物质和精神谁先谁后,还真就说不清楚了。所以,不能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定义为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和逻辑学一样,是抽象科学之一种。

  为此,还必须引入求解杂合方程的数学手段:过去的方程是单一的,代数方程就用代数方法解题,微分方程就用微积分运算解方程。而现实变量变化情况极其复杂多样,所以叫杂合方程。当我确认只有“验后概率”才是计算条件相关度的数学依据,明确计算结果是一个可能性范围,不是确定性结果时,这个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

  这是哲学领域的颠覆性创新:真理永远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条件决定规律,条件不断变化,规律就随之变化;真理既然反映规律,就必须也随之变化。这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

  哲学从此再也离不开数学了:没有数学支撑就计算不了“可能性真理”的可能性大小,对于指导决策就失去意义。

  哲学是研究信仰的科学,它只是抽象科学之一种,非实证性是它的特点。对于实证科学的指导作用,和数学、逻辑学一样。所以哲学不是科学之王,也不是科学的奴仆,它和其它科学完全处于平等地位。一切科学都建立在实证和信仰的双重基础之上。

  辩证法的核心是互补。整体论和互补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才是辩证法的故乡。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所谓“三大规律”,从外文翻译过来以后,已经在哲学界造成了相当大的误解。

  直线型因果观不成立。任何结果都是由条件组合决定的。绝对性(必要)条件对于结果拥有否决权,但它还不能最终决定结果必然出现。

  以上这些对于条件哲学理念的最基本认识,无论是在对待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或者是在认识自然科学问题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下一步我还想干什么?

  我的人生信条是:只要不停止呼吸,就不要停止思考。对于理论工作者,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因为祖国需要我,这个世界需要我。

  我觉得,政治不科学,甚至反科学,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总根源。这个问题很需要我们来研究和说明。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我觉得传统的政治观,即把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就叫做“政治正确”,是最低层次的政治观,严格说就是错误的!台湾老百姓认为:候选人中谁政治挂帅就坚决不选谁!这和我们曾经要求的“政治挂帅”形成鲜明对比。

  迄今为止,政治一词的最科学定义,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也就是把社会管理当政治。与此不符的,或者达不到这个层次的,都是错误的政治观念!现正进行着的国际战争,是争夺政权的斗争,也是错误政治必然导致的恶果。

  我们中国经过了“文革”教训,知道了执政党仅仅掌握政权还不够,还必须看你执行什么样的发展观,才说明你是否政治正确。中国共产党执行科学发展观,所以政治正确。

  怎样说明你的发展观是科学的呢?今日之发展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这样的发展观才是科学的。这样,我们的“发展观政治”又上升到了“生态政治”层级:生态问题就是今天的政治问题!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仍然如此!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把社会管理看成政治。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山先生与马克思主义高度一致,而仅仅把阶级斗争当作政治,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以上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而又紧迫的问题: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怎样才能生态化?实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的社会生活方面实现生态化,根除官僚化,就能解决今天“贪污腐败十分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的下一步,就想研究与“生态政治”相关联的所有问题,在系统理论指导下,用历史事实和逻辑推理相结合,来推导出关于“生态政治”,本质上就是“系统政治”的理论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认识。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的《智慧中国与时代人物》一书,第210页至213页,刊登我的长文“系统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高级形态”,就是为此目的而打出的“开场锣鼓”。文章说明系统论的根在中华传统文化。最后提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连理论工作者都不敢争鸣,那这个社会的“民主”也就彻底完蛋了。为了祖国的未来,打消一切顾虑,把最后的研究成果都贡献出来!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下一步。

  欢迎批评指正!

  电话:13177830392,邮箱:chen19400916@126.com

来源:《红军大学》20240701,第6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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