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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半篓废纸半拙文——我的学术之路

时间:2024-06-30 10:43点击:135

‌陈先达:半篓废纸半拙文——我的学术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04-29

  

  一生与书相伴,从家门到校门,从读书到教书,教书仍然是在读书。我确定自己的学术方向是在人民大学,它几乎占了我整个一生。在人民大学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1953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到1980年,属于接受哲学教育的启蒙时期;从1980年至今为独立研究探索时期。这两个阶段当然无法截然分开,它有一以贯之的东西。无论是国家困难时期还是我个人有点儿坎坎坷坷,都没有动摇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但从我写作的关注点和风格来说,确实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第二阶段可以分成三个小段:从学术研究转向哲学随笔,从哲学随笔又转向政论文章。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我希望我的变能越变越好。


  第一阶段:哲学启蒙时期

  

  1953年我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班哲学班学习。从上海到北京,这是我的学术专业的定格,从此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缘。三年研究生班学习,我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读了几本经典著作。尽管当时理解并不深,但总算打下了一点儿基础。

  从1956年到1980年,各种政治运动比较多。从我个人来说,做学问还没有上路,也不知道怎样研究,成果很少。值得记的事,我概括为两文一会。第一篇是发表于《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3期的《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在此文中,我特别强调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是不同的。把逻辑证明和实践相并列,认为真理有两个标准是错误的,但否认或贬低逻辑证明的作用也是片面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基础上,正确估计了逻辑证明的作用,并科学地阐明了这两者的关系。全部文章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层层展开的。另一篇是发表在《前线》1963年第2期的《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这是一篇多少有点儿政论性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发扬民主的问题。我提出应该重视票决的民主方式,但又不能迷信票决。因为多数票并不表明就是正确的,真理在少数人手中的事并不少见。程序民主不应该绝对化,因此,我提出“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主张,而且对尊重少数着墨甚多。当时反右斗争刚结束不久,阶级斗争火药味浓重,提出“尊重少数”应该说是有点儿见识。文章中还批评了西方的普遍自由的观点。多年以后,我重读这篇文章,感到它虽然很短,却不比我后来的大块文章的含金量少。这引起了我对自己学术之路的反思。如果此后我继续沿着独立思考之路进行学术研究,写点儿有见解的文章,而不是无棱无角的学究式的论文,成就可能会更大些。不过这是条有风险的理论之路。真理的探索有时会灼伤探索者的手指,人生的各种偶然性很难预料。

  除了两篇文章外,还有一个会,值得说道。因为它也是我学术生涯中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鹅湖会”。1960年春,在现为中央党校的校内举行了哲学教科书的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关于哲学教科书的讨论会,规模不小,档次也很高,主持人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我是个小小的讲师,主要是去学习、听会。这个会很长,是“马拉松”,共开了两个多月,如果要讨论,仍然可以开下去,哲学问题是个无底洞。

  我此生参加过多次教科书的编写,也当过主编,至今仍不时会参加此类讨论。我有一个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体系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会增加新内容,会更具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可是要试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已经取得的成就,在理论观点上另起炉灶,没有一个成功的。我积此生经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凡属规律性的内容,只能根据新条件加以运用和发展,可以结合中国实际,结合科学发展充实新内容、新材料,编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教科书,而不是任意构建什么新体系。除非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弄一个四不像的东西,如果这样,就无权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可以称为专著,称为某某人自己的体系,但绝不能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第二阶段:独立研究探索时期

  

  从学术上说,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这40多年,可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各有特点。

  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早期思想。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我的基本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早期思想。我参加集体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我写了头三章,并负责对全稿进行润色;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的写作,并担任主编。这两部书最大的特色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并不是割裂的三个部分的组合。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仍然避免不了“拼盘”的缺点。我个人的专著主要是《走向历史的深处》。这是我第一本个人专著,也是我所有著作中非常值得回忆的一本书。除了专著外,这一时期我还重视学术文章的写作,发表的文章比较多,这些文章现实性较强。

  第二,转向哲学随笔。我喜欢读同行中如万马奔腾、有气势、立论难以撼动的好文章。我心向往,但非我所能。我知道自己才拙,永远写不出这种大眼界大手笔的风雷文章,于是开始转向写随笔。我的第一本随笔是《漫步遐思》。我的随笔最大的特点是立足现实,着眼于智慧的启迪。我的随笔很多都来源于我自身的经验、来源于读书的触发、来源于新闻、来源于对社会事件的观察,总之,不是纯粹从自己头脑中挤出的“水货”。我的随笔中有三篇短文《论后悔》《论命运》《论失败》,看标题是纯哲学的,实际上都包含着我自己人生经历的体悟。在道德教育中,我感到我们没有着重于行而着重于说,因此我写了一篇《八十老儿行不得》的短文。据说,有个和尚法号鸟窠禅师,住在树上,精通佛典,能为人指点迷津。苏轼闻禅师之名,前去问做人之道。禅师说:“恶事不做,众善多行。”苏轼很是失望,说这个道理三岁小孩都知道。禅师答道:“三岁孩儿懂得,八十老儿行不得。”这句话看似平淡,实在对得很。许多道理是平凡的,但能终生恪守、始终不渝却是极难的。“八十老儿行不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样有这个问题。的确有的人革命一辈子,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条——“为人民服务”就做不到或不打算做。为人民服务,道理深不深?好不好懂?易懂难行。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能终生力行,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中我们能见到一些人口不离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个幌子,或者说是用来应付上级、蒙骗群众的“护身符”,不会照着做,也从来不打算照着做。因此,有人革命一辈子,还是一个“八十老儿行不得”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时政论文。已经到耄耋之年,我又作了一次改变。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道路方面的文章,差不多有二十多篇,这些文章被结集为《一位“85后”的马克思主义观》。我在写一些长文章的同时,还写一些短小、有点儿战斗性的文章。我曾在《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发表过一些文章,有好心朋友劝我说,你写它干吗,就不怕得罪人吗?我说不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我为什么如此执着于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一行当,可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没有强烈的感情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单纯读书,你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学者、专家,但绝不可能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阶段:“谢幕”

  

  我2019年3月退休。按60岁退休规定,我多工作了近30年。在首批一级教授退休仪式上,学校给我们以极大荣誉,校长发表讲话并献花,对我一生的成就和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当然多过誉和溢美之词,这是难免的,符合中国人情的。退休嘛,当然如此多多鼓励和慰问。这不能当作真实的评价,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我已年过九十,体力和写作能力肯定已经衰退。我看到哲学界新人辈出,有许多非常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哲学家,非常欣喜。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进步的规律,也是学术进步的规律。我写一首“寄语后浪”的诗:

  修道学佛两难能,喧嚣世界一俗人。

  终身舌耕喜弄笔,半篓废纸半拙文。

  头白已无攀登力,月月愧领养老银。

  笑迎后浪逐前浪,壁间剑鞘莫生尘。

  “壁间剑鞘莫生尘。”这是我对后浪的期待。希望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作出新贡献。

  作者陈先达,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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