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性道德：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首要部分

原创 智者说哲理箴言 智者说工作室 2024-04-06

自然造物主对于人类的眷顾与恩惠，除了高超的智力，还有一项较为特殊，那就是没有短暂的发情期限制，一年之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性欲。不难想象，人们每天在一个个房间里上演着的房事，是无以计数的。

说到房事，在汉语词汇中有着不同的称谓，由此可见汉语的丰富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没有任何背景下的一般意义上称之为“性交”，夫妻之间称之为“行房”，不正当的男女之间称之为“苟且”、“奸淫”、“搞破鞋”，违背性对象意愿的行为称之为“强奸”，文人谓之“云雨”，皇帝谓之“临幸”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称谓，如同包裹着红布放在隐蔽处的物件，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使用。正是因为其隐蔽性，方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撕下羞涩的外衣，展现出一种痛快淋漓的原始野性，令人感受到更强烈的刺激与亢奋。这个称谓我在这里也不忍道出，只能做出如此提示：这个称谓在添加了行为主体与客体后用作骂人。能够把性事变成一句骂人话，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因此谓之“国骂”。国骂之所以成为国骂，在于国人传统意识中特有的性事的资源占有性以及不可公开的隐晦性。

古人讲”饮食男女”。作为一种生活内容，虽然男女之事被置于饮食之后，却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形成了更多的道德戒律，并且成为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首要部分。有人说“爱情是自私的”，性交何尝不是自私的？中国传统的性文化与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舆论力量，担心被“戳脊梁骨”、“被唾沫星子淹死”，成为人们横在性欲前面一道自律的闸门。在一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下发生的性事统称为“淫乱”。母子之间，父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是不可行房事的；公公与儿媳有了性关系，被指斥为”扒灰”，丈母娘与女婿之间也不可发生性关系，这些性行为都属于令人不齿的“乱伦”。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危害，其实早在这种科学结论得出之前，中国古人便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禁忌。姐妹家的孩子可以通婚，兄弟家的女孩可以嫁给姐妹家的男孩，但是，姐妹家的女孩却不可以嫁给兄弟家的男孩，理由是“骨血倒流”。一奶同胞亲密无间，二代之后有了隔膜，三代、四代出现裂痕，到了五代便是出了所谓”五服”，已经是形同路人了。反过来再想，从一个家庭里开枝散叶，按照传统性文化与性道德与陌生的外人结婚，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说不定你随便遇到的一个人就可能拥有和你相同的基因，因为多少代之前的彼此先人可能有过性事。

莫言是迄今为止生活在本土的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然而，他的作品却在中国饱受争议。多次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的“高密东北乡”如同咒语和密钥。帮助他打开意识流中的“括约肌”。相对于那些“便秘”型的文学创作者，打开了这个“括约肌”，在一种情绪与意识的作用与牵引下，便开始汪洋恣肆地编故事了。他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批判”。即便是批判，同样可以显衬美好，然而，他所展示的“美好”，如文质彬彬的“日本鬼子”，却是很多人所不认同的。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讲价值，他和他的粉丝们可以体验到一种宣泄的流畅与快感。不过，对于有过性高潮体验的人们来说，他的这种快感应该是等而次之的。因为他所宣泄的东西，在一些人看来是污秽之物，而后者则是在美妙的快感中缔造生命之花。抛开政治取向且不论。他的作品成与败均在性道德的拿捏上。《红高粱》通过影视手段的加持大获成功，九儿与余占鳌的“通奸”，意味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人为律法，让位于充满原始野性的令人同情的自然律法。他“奶奶”九儿的文学形象是成功的，相比之下，他《丰乳肥臀》中“母亲”的形象却是失败的。一个人尽可夫、与形形色色人通奸的“母亲”，无疑是与人们传统意识中的“母亲”形象相悖的。底线扭曲，无论添加怎样的色彩，都难以令人接受。

我之所以把性文化，性道德看作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首要部分。在于性行为是一切社会行为中最普遍尤其是最令人心动的行为，而性关系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无论是在高耸的庙堂，还是在草野民间，性关系和婚姻关系都是最基本、最可靠、最值得信任的关系。对于性行为、性关系的约束与规范，不仅有利于人类的繁衍，而且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人们习惯于把那些“乱伦”之人斥之为“畜生”，把那些放荡的奸夫淫妇称之为“狗男女”，正是在性文化与性道德上对于人与动物做出了区分。